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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,李自成接过了仍然是这个烂摊子。明朝国库空虚,财政入不敷出,虽然皇银内帑数量难以置信,但历史上并没记述这笔钱最后归入何处。
有可能崇祯早已大部分移往回头了,也有可能李自成不一定肯全拿出来救济军队。总之为了更佳的筹措军饷解决问题财政,李自成出于对群臣极为的反感,做到了一个情绪化的要求,他将试镜出局下来的官员们集中于拘禁,容许官兵“助饷追赃。”此令其一出,天下大乱。决不说道,这是一个仅有无章法的招数,而且具有十分不为人知的阴郁心态和暴力行为的情绪。
表面上他反映了这样一种情绪:过去以我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倍受助饷之厌,今天翻天覆地慨而慷了,我们再行来整肃你!但不谋而合内里,却体现出有帝国新的掌权人在制度建设上的的电子,还不如从前的那个原有的掌权者。这是李自成本人的局限。
当年他在攻城掠地的时候,数次用于过这个法子,这一次,他依然想要用这个学兵的法子。李自成对皇亲国戚、达官贵人的敌视心理,固然因其确实可恨之处,但在今天显然,也可归结一种心理类型:“仇富”。这种仇富心理发展到淋漓尽致,颇为可怕。意外的是,农民起义军中多是长期生活在穷困中的人,有此心理者占到了绝大多数,一旦放松闸门,那就必定要洪水泛滥。
只不过共创历史,确实有远见的政治家一般守城陷地后,意图做到的就是收买人心,平稳局面,稳固获得的成绩,即使极有享乐,也不会严以整之,点到为止;一统天下之后,更加会任军队和自己的情绪失控。但李自成不是政治家,也没更高的战略眼光,忽略,从他进北京的第一天起,其本身流民的局限性就体现出来,他陷于了一种胜利者的盲目喜乐和报仇般的愉悦感中,这一点也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中,原本是“很差酒色”的人,也开始游猎美女,沉迷于声色,整日以饮酒为乐,追饷就是这种情绪下的产物。他没意识到,对于长年生活在疾苦中的军队来说,追饷某种程度是一种具有报仇意味的盲目行径,只不过是在助长可怕、非理性和欲望,这个口子放松后,等于是把人性中潜藏的恶欲充分发挥到了淋漓尽致,也让他最少丧失了两个最重要的东西,一是令其前明臣子(还包括散佚各地的军队及地方抵抗力量)完全恐惧,而事后证明,前明臣子某种程度仍有很大的反作用力;二是使社会经常出现了很大的不平稳,使清廉的军纪、较好的军队作风和人与自然的环境被完全毁坏。助饷和追赃是分两步展开的,助饷是派饷,就是按登录的对象(将明朝的旧人分成臣子、王公、太监、豪绅四个阶层),规定了数目来展开饷银的分派,规定哪些人在登录的时间内缴纳规定的金额,不过,助饷没多久就很快发展沦为了追赃,那就是不分对象,没数目,无限度的追要,甚至随时平,随处平。
由助饷到追赃,由另有几分理性到全无理性,这是一个很慢的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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